第四章 沈阳
事情还没有商定,副官已在外面敲门,是来送饭后的茶水。阮静秋正好也想借机问一问廖耀湘的伤势,于是拿起了一旁的药箱,说道:“我算着日子,差不多已经到了拆线的时间,就拿了药箱过来。” 他“噢”一声,立刻说:“你不提醒,我都快忘了。伤口长得好,你缝的针脚也巧,这几天,我一点儿也没想起这里还有一道伤。” 她无奈地:“军长还是别夸赞我了。若非你恰巧经过,我已在河沟里冻成了一个冰雕;可你要是没恰巧经过,胳膊上就不会落下这么长的一道伤口。” 他则笑说:“你是医生,一道伤口和一条人命哪个重要,你比我更清楚。在我看来,我不光庆幸自己恰巧经过,更庆幸只受一点皮rou之苦就能换回一个好医生,否则我现在只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啦。”说着这些话,他似乎意识到了其中的一些关节,又偏头凑近她瞧了瞧:“难怪邱军长说你是个心思重的,这事有什么好惦记的必要?我救人又不是为了索取报答,你不要觉得因为这事就有了负担,就非要答应去沈阳不可,我另选他人就是了。” 她知道这话并不是为了说服她去沈阳而有意编织的,因为他这个人一贯直来直往,从不会刻意使用什么动听的字眼哄骗别人,而他所受的新式教育,也让他把身边每一位军官和士兵都看得非常重要,因此即便当时被压在车底下的人不是她,他也一定会同样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 她真诚地说了声“谢谢长官”,接着帮忙卷起他的衣袖,取出工具来拆除伤口上的缝线。拆线时牵扯皮rou,难免会有些疼痛,但他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只安静地坐着,乖乖将手臂伸长摊在桌面上。待到缝线全都清理完毕,他才终于“嘶”了一声,叹息着说:“可算熬出头啦。” 她故意板着脸道:“不过,即便军长救了我的性命,假如杜先生问起的话,我也还是要照实说的。” 他愣了愣,旋即笑了:“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这丫头!” 工作交接又花去了近两天工夫,前往沈阳的军列将于转天清早出发,廖耀湘那时不在军部,她接了调令文件,也不知道该跟谁道别才好。某一个瞬间,她甚至生出些违令抗命的念头,但转念一想,为着不去见一个人,而让自己实打实地背上逃兵的罪名,实在是一桩很不划算的买卖。 她感觉自己这样畏缩的缘由,主要是与愧疚有关——远征军撤退时,依部队建制她原属新二十二师军医处,本该和师长廖耀湘一样奉军长杜聿明的命令撤进野人山。但中学历史课本上所记述的只言片语告诉她,即将到来的雨季将使半数士兵平白葬身在不见天日的热带丛林当中,且在这茫茫数万人里,最终只有一位女性活着走出了野人山。彼时她已在民国这方大染缸里沉浮了数年之久,对国府官员及军队的种种弊病看得分明,深知拿这事去向长官们进言可谓是半点用处也没有。第五军是奉蒋委员长的命令尽快回国,即使她交待自己来自数十年以后也没人会相信,恐怕只会被当做扰乱军心的jian细给就地正法;而仅凭着手头那样有限的装备、食物和药品,她更没有信心自己能改变历史,成为活着走出野人山的第二位女性。在那之前,她由于留过洋的缘故,被孙立人借调到新三十八师,以担任在与仁安羌战役中获救的英国人的急救和沟通任务。任务结束后不久便赶上大撤退,她分管的几名英国病人坚持要她看诊,她于是也半推半就,没有按时回到新二十二师的建制,而是随新三十八师撤往了印度。五军之后的经历果然如历史记载的一样:大半士兵倒在错综绵延的山路上,杜聿明与廖耀湘勉强捡回半条命,在空投的电台指引下改道印度与新三十八师会合,负责断后的二百师则损兵折将,师长戴安澜重伤不治,永远长眠在了异国他乡。 无论从怎样的角度和意义上说,她都做了一回贪生怕死的卑鄙小人。她抛下她最初投身从戎的老部队、抛下与她一同经历过磨难生死的老长官们、抛下许许多多本可以凭她的医术留住性命的普通士兵,心安理得地缩进英军在印度的伤兵营地,以为自己只要听不见、不知道,死去的冤魂便不会找上门来。人怎么能够如此自私、如此冷血无情?她明明知道将会发生的一切,却为自己预设了一堆阻碍与借口,甚至吝于做出一星半点的尝试,只一次又一次地在良心难安时自我催眠道,即使尝试了也是无用——影视与小说里早就写遍了所有的可能,穿越者无论做什么,最终都没有办法改变既定的历史。 但这自我安慰的话语并不能让她理直气壮地面对五军的众多伤员,更遑论杜聿明与廖耀湘。她在伤兵营地里像只老鼠似的东躲西藏,直到不久后,杜聿明被重庆的一纸电报召回了国,而缩在角落里痛哭流涕的她被偶然经过的廖耀湘逮了个正着,这才在他的劝说下归建新二十二师,后来又被编为驻印军、新六军,直到现在。 这么说来,她并不再需要因为可能背上逃兵的骂名而惶恐,因为在杜聿明看来,她大概已经确实是一名逃兵了。 因此,直至已经踏上开往沈阳的军列,她仍然不知道,这纸前往沈阳的调令,对她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报恩?她确实还欠着他的恩情未及回报,可临阵脱逃的事摆在面前,他还会稀得她的回报吗?——那是提携?但她家世平平,留洋时中途而废,更不算名校出身,哪有什么提携笼络的必要?——因此就只剩下惩处了,想来她这样的无名小卒也配不上被押往南京的军事法庭进行公审,假如最终由这位昔日的长官来亲手了结她的性命,她也没有任何怨言。 可这样想并不能使她好过多少,反而与车上的颠簸摇晃一起,让她一路上都吃不下睡不着,偶尔打个盹,还有噩梦阴魂不散。抵达沈阳之后,她偷偷对着路边的一扇车窗打量自己,简直是面黄肌瘦,眼窝深陷,形容憔悴,面貌可怖。不及休歇,下火车后,她就拿着那纸调令,惴惴不安地前往沈阳的保安司令部报到。 令她意外的是,沈阳司令部的直属上级,这位姓张的主任好像并不在意她从哪儿来,也不在意她姓甚名谁,而是很缺人手似的,一见面就给她安排了一大通采买的活计。她瞧着他飞也似地写下的那一大串清单,大多都是常见的医疗备品,和常需要替换的一些纺织品之类。因此觉得很是奇怪,从各地往东北运兵的这么大功夫都费了,怎么这些东西却要人实地去采购呢?话还没问出口,转念又想,横竖都已经是在打仗了,仗打起来,不管预备了多少的东西,都总是不够用的,多买一些也没什么不好。 看他十分着急,一再地催促,她只好暂且把行李寄存在办公室,先跑去购买东西。从火车站赶来的时候,她心里全是不安,并没注意到街道景象如何,这回来到市场,才着实为眼前的景象吃了一惊——街道上停了几辆军车,店铺间有许多苏联士兵忙着搬运各种货品。店铺掌柜们从士兵们手里拿了钞票,但看上去并不高兴,止不住地唉声叹气。 在抢货的劲头上,她可远远不能跟这些苏联人相比,只好见缝插针,从这些人高马大的人群中间往各个店铺里钻。但挑选好几样东西,付款时又遇上了大麻烦,现下东北的货币系统简直和市场一样乱作一团,一面是日本人留下的满洲币还在使用,一面是苏联士兵们强行用来抵价的“红军票”,唯独没有政府自己的法币在市场上流通。而且,这几种货币之间兑换的比率也是五花八门,她跑了几家店,发现折算下来,同一种货品在不同店里所需要的花费竟然有高有低,完全不一样。 但空着手回司令部必然是不行的,她身上没有满洲币和苏联军票,不过现大洋和美元总归是硬通货,清单上的物品艰难地买齐了一多半,至于怎么报销只能以后再说。这时就显出一个小军医的无奈之处了,临出门时,张主任说司令部军务繁忙,车子不能配给她用,言下之意自然就是叫她肩扛手提,做一回大型人体拖拉机。而她又很不赶巧,一连被两位阔太太先一步叫走了黄包车,于是只好一手各拎两个大口袋,一边胳肢窝又夹着一大提敷料,被这一大包东西坠得被迫用鸭子走路那样的方式,才磕磕绊绊、断断续续、气喘吁吁地走回了司令部里。 走进院内,还不及去找张主任复命,背后先传来汽车喇叭声,急促地响了两下,好像在大声指责她挡了人家的路。她知道这必定是要人的座驾了,连忙又夹着提着东西,鸭子步走到路的一侧去,给车子及车子里的长官让开通道。过了会儿,车子的引擎声停止,传来打开车门的响声,她想偷偷看一眼来人,但夹着的那卷东西这时却止不住地往下出溜,害她拼命缩脖子缩肩膀才把它稳定住,自然也没工夫再转头乱看了。 正在这时,车里的那位要人似乎终于现身,皮鞋踏在地上,发出极轻,但又清脆的一声响。 这声响好像敲在她耳朵旁,或者脑袋里头一样,她一下子就屏住了呼吸,也不知为什么,忽然就产生确切无比的预感,一定是他回来了。 她万万没想到与自己的前长官兼未来长官会面会是在这样狼狈的状况下,也仍有些担忧他会对她之前的落跑兴师问罪,一时间慌乱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她在这样的时刻,又很有些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的主张,在那双皮鞋一步一步地靠近,甚至眼睛的余光已经看到军装的裤腿和大衣下摆的时刻,还在内心里对自己默念:我现在可是一个面黄肌瘦、形容憔悴的人,他能认出我才怪了。 结果这句话在心里的话音才刚落,她就看见那双皮鞋在正前方停了下来。 要死,她两眼盯着他的鞋尖,耳朵开始嗡嗡地叫唤。 接着她听见他问:“在印度这些年,还习惯吗?” 这实在是一个她从没有想过的问题,因此竟然一时间傻住了,直到一旁的副官开口提醒,才讷讷地回了声:“习惯。” 他通常是一个脾气不坏的人,但也并不十分爱笑。她低着头,实在不敢看他什么表情,模糊听见空气里飘来轻缓的一声鼻息,于是又产生确切无比的猜想,他刚刚应该笑了一下。 待到他军装大衣的衣角从另一只眼睛的余光里消失,那卷敷料终于掉在了地上。副官模样的小伙子过来帮她捡起了敷料,顺带接走了她手上的四个大口袋。阮静秋哪里敢劳烦他,连忙说:“不要紧,我自己可以拿过去的。” 他则很爽朗地道:“杜长官让我帮你拿的。你要去医务处是不是?” 她又讷讷地:“我……我没听到长官说话啊?” 他笑起来,腾出一只手,模仿他家长官惯有的动作,无声地一投衣袖。 她先是愣了片刻,接着止不住地开始想象杜长官本人穿着方才那一身行头,如此一投袖的场景,竟然也忍不住笑出了声。